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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自己经常做一些不懂装懂的，媚俗的，虚伪的，统称装蛋的事情。前几天在酒吧和朋友喝酒聊天。一个朋友说他最近在听诺拉·琼斯的歌，立即引来不屑的言论。“这种美国商业音乐的产物你怎么会听”基本上表达了在场其他人的观点。我忘记了自己那天晚上针对这个话题发表了怎样的意见。这怪不的我，那天晚上我一直在装蛋，所以大部分水话我都不太记得。其实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我知道这个叫做诺拉·琼斯的小姑娘，而且知道她在今年的格莱美上拿了七个还是八个奖。其他的就一无所知了。我英文不太好，基本上，听不太懂英文歌。
后来大家还聊了关于《刘老根》，关于《英雄》，关于阿杜等各种话题，不屑的情绪一直弥漫着整个聊天过程。凌晨两点多的时候，大家都有点饿了。我的在圈子里混的比较开的写音乐评论的表哥建议去东直门去吃夜宵。就在我们起身要走的时候，从外面进来两个戴白口罩的老外。表哥说，先别走，看Y的喝酒摘口罩不。后来我们没看成，因为两个老外呆了两分钟就走了。“步步，把胸罩脱下来裁两个口罩吧。”表哥嚷着。大家都笑了。
我也笑了，笑的很尴尬。我的皮包里有一个口罩，还是标准十八层的那种。家里刚租了一套《刘老根》VCD，正准备这个周末突击看完。至于在奥斯卡失利的电影《英雄》和扯着嗓子唱歌的阿杜的唱片，我想，你应该和我一样曾为此掏过腰包。
2002年，表哥带着我去过几次歌手发片的记者会。在这样的发布会入场处，一般会有一个接待处。参会记者在那里签到，并留下名片，以便下次唱片公司别的歌手开大会，联系起来方便一些。然后接待处的小姐会给每个记者派发一份礼包，礼包里除了有日记本，收音机这样的小礼物之外，还有一个信封。信封里，装着两张红色的一百元钱。表哥说，这是车马费。
记者会开始之后，真正在场的记者可能只有签到记者的三分之二。因为象表哥这样，拿了车马费直接调头参加别的发布会的记者还是大有人在的。我觉的很有趣，我想如果我是主办方，可以在记者会结束之后再发红包。“那我就等结束的时候再来呗”表哥说。
我很佩服表哥对于200块钱这样的具体问题所表现出的职业精神。他可以做出这种拿人钱不办人事的事情是因为记者会之后上新闻，写评论这样的琐事。表哥新招来的小师妹可以完全代劳。我见过那个小女孩，学生气未脱，看起来单纯的可爱。表哥说那丫头挺好哄的。每天聊半个小时天，谈谈关于美国乡村音乐，或者是英国电子音乐此类的话题就能把她咋呼的一楞一楞的。“完了，又一个清纯少女被摧残了”我说，“我操，心有余力不足啊，Y男朋友太壮了”表哥说到这里开始骂骂咧咧了。
去年快到年底的时候，有幸参加了罗大佑在“围炉演唱会”之前召开的一次记者会。台湾音乐教父罗大佑先生和内地著名乐评人金兆钧先生端坐茶几两端。为了创造出把酒论音乐的氛围，茶几上放了两瓶红酒。两个穿着旗袍的礼仪小姐分站两边伺候着。台下的平面记者和电视摄象各自占好有利地形，做好两个小时连续拍摄的准备。就这样，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大家各自装蛋。台上谈笑风生，把酒论音乐。台下紧张作业，换胶卷，换电池忙个不停。在记者会快结束的时候，罗大佑先生终于忍不住烟瘾点起一根烟。在场记者立即做出反应：“罗大佑您能再忍忍吗？你抽烟我们节目没法播。”罗大佑就象一个拍三级片的女演员不敬业被导演咔掉一样，立即掐灭了那支价值三块钱的软中华。
 装蛋的事情在音乐圈里无处不在，孙楠说最佳男歌手奖对自己已经没有吸引力了。能拿最佳制作人奖才是对自己的肯定。结果在音乐风云榜上获得最佳男歌手奖之后竟然屁颠屁颠的给观众跪下了。陈琳只会弹一些简单的吉他和旋却在新专辑发布会上抱着吉他弹的有模有样。一个过了三十岁的女人能这么装蛋也挺不容易的。至于那个一头嚷着我不是S姓女星，在春节晚会上装纯情少女，一头在广播里给广大无知听众上关于一个独身女人寂寞子宫教育课的孙悦，装蛋这件事已经和整容一样，让人无法分辨了。
昨天晚上我到楼下的小卖部买烟。看到十多个民工围坐在小卖部的门口。他们围着一台18寸彩色电视机聚精会神。电视里播的，正是我刚租回去看了一半的《刘老根》。他们的神情很专一，看到幽默情节齐声大笑起来。这让我很难受，好多年来，我都没有象他们这么简单的快乐过了。
音乐论坛里的一个朋友说，现在农村流行的是傻妹妹这样的音乐。我知道他说的是事实。就在去年春节回老家，我还和高中的老同学合唱了一首《知心爱人》。事实上，这首歌在北京的钱柜也有着很高的点唱率。调侃一点说，从农村过来的人还真不少。
装蛋这件事情，其实挺没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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