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高晓松在博客上的新歌《彼得堡遗书》，觉得比周杰伦 的《十一月的萧邦》有意思多了。这首歌发表之时，正值“十月革命”纪念日，再联想到“彼得堡”这座历史名城的沧桑变化，也许能让大家玩味的东西更多。更重要的是，虽然周董墨守陈规，但高晓松却锐意进取。闭们修炼十年，高晓松终于摆脱了罗大佑式翻译体长句的遗风，玩起了方文山式的东欧意象拼贴。
看来，身在多媒体的资讯时代，即使恃才傲物，异秉天赋，但受他人影响还是难免的。高晓松在接受《音乐周刊》采访时曾说过：“我现在只听古典音乐和中国戏曲，流行的基本不听。”可有些东西不是你想不听就听不到的，比如我说我不听《两只蝴蝶》，但实际上这首歌我已经会哼唱了。没有《光阴的故事》，肯定就没有《同桌的你》，如果说当年高晓松对罗大佑的顶礼膜拜是自觉自愿的话，那么周杰伦、方文山对他的潜移默化就是后知后觉的。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二十年过去了，这种影响始终都是单向的(港台→内地)？尽管谁都不否认内地流行音乐的底蕴、实力和前景，但港台音乐人对内地同行的恭维，总有很大的礼节性成分在内。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内地歌手基本上在港台歌手面前抬不起头来，同台演出同工不同酬、在颁奖礼等公开场合受到媒体冷落等事情时有发生。这两年好多了，大致可以平起平坐了，这其中部分原因是我们长了能耐和见识，但更多的却是对方因受利益驱使而放下了身架。在内地超大市场容量的诱惑下，众多港台歌手、乐手、录音师、制作人不请自来，纷纷“一路向北”，将演艺事业的重心转向内地，更有一些人干脆就扎下来安居乐业，都是“自家人”了，还拿什么架子？
放眼整个华语乐坛，内地市场的独大地位已然不争，但为什么我们在流行音乐上的文化优越感却不能藉此油然而生呢？答案是在文化问题上，拼的永远不是数量而是质量。当资本、体制、人员、意识、观念一步步的港台化(国际化？)之后，我们制造出来的流行音乐在文化品格上也渐渐丧失了独立性，成为港台文化的“异构同质”，所以有了一个周杰伦，就会接着出现N个“内地版周杰伦”，但没一个立得住。而我们包装出来的内地天王、天后，又有哪个能在港台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有些人觉得港台市场是弹丸之地，不屑理会，但现实的情况是如果你不能阻止人家来蚕食你的地盘，那最好的办法就是主动出击。
“华语乐坛一体化”绝不像听起来那么美妙，蛋糕是共同做大了，但分到手里的那一块没准更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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