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十之惑→健识
“我从来没受到过真正的封杀，都是口头的，心知肚明的。”
“我们不会赠票，赠票破坏演出市场。”
“娱乐产业或艺术产业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以主办方为中心的商业机制。”
“我们最缺乏的就是很好的制作人。”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别人怎么追加我，我不在乎。”
“我承认我是第三种声音的代表。我宁愿叫自己艺术家。”
6月，沈阳纪念中国摇滚20年的演出崔健 去了；7月15日，致敬中国流行音乐20年主题系列演出“2006 Super Live”的第一场也是由崔健打头阵……似乎每次和音乐沾边的纪念活动，都少不了崔健。虽然我们还没有确定的纪念日，但崔健却是不可或缺的公认的纪念品。
三等评论家才评论人气
《音乐周刊》：你喜欢各种形式的纪念？
崔健：纪念的意义是一种推广，主要是面对未来。我觉得整体来说，是对音乐的一种推动，“纪念”只是一种说法，就像国家的国庆日，它是一个民族的记忆。
我觉得纪念活动只要不是死抱着什么不放的，不是怀旧的，我都愿意参与。关键是怎么样去做，去拿出新东西，就像我们面对传统取决于你怎么认识，难道都要像破四旧一样？也不是吧，有的传统的东西，实际上是面对未来的更好的方式。
《音乐周刊》：纪念中国摇滚20年的演出，可以这么说吗——这场演出所要彰显的摇滚精神，完全被主办方作弄了？
崔健：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和主办方也达成了一致——那就是不赠票，其实很多商业演出，你看到上座率很高，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很大一部分是赠票。我觉得在这方面诚实地表达了我们的状态，摇滚的状态。
当然票房不成功还有别的原因，世界杯期间、票价等等，我并不想文过饰非。演出过程中很多问题后来得到了解决或弥补，还有很多问题很常见。有些乐队可能觉得很委屈，因为正好赶上了他们。另外我们都是坐席，如果是站席的话，票价可能还能降下来一倍。这样收回成本没问题。主办方以前是做古典音乐的，他们低估了沈阳消费水平对票房的影响。
《音乐周刊》：演出前很多人都说：不去，有什么看的！但或许这个的演出本来应该是很让人期待的？
崔健：我觉得最不公平的是让没去的人来评论这场演出。至于期待，这个无所谓。很多人觉得参与演出的乐队在北京是非常活跃的，没必要去沈阳看。所以，我觉得首先遗憾的是沈阳乐迷。我个人觉得这场演出还是高质量的。
《音乐周刊》：你一直表现得热情、活力、向前走，有没过对外界沮丧或抱怨的时候？比如对这次毫无经验的主办方？
崔健：我从来没受到过真正的封杀，都是口头的，心知肚明的。所以现在放开，也没有明文的规定。既然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低谷时期都过来了，那现在可以光天化日做演出了，环境就算不错的了。那个时候，我可能要较劲，但现在，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没有明确的敌人，面对的是无物之阵。
我举个例子：高原上有一种植物，红颜色的，它一旦出现在牧场，牧民就会离开，开辟新的牧场，为什么？因为这种植物生命力过于顽强，会吸收土地中过多的养分，它是草地沙漠化的前兆。它的杀伤力非常大，而且是悄悄地，我觉得它还不如一种黑暗呢！黑暗可以明确感知，而它是偷偷地侵袭。我去年演出题为“阳光下的梦”，虽然是阳光下，但沙漠化的症状却正在我们面前。
《音乐周刊》：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次演出给人以“失败”的印象？
崔健：不要从人气上来评论这个事情。高等评论家评论精神，二等评论家评论力量，三等评论家才评论人气。有人认为我们的困境是我们的人气，但我觉得从来不是。我支持他们不赠票。我们比那些流行音乐家想得更长远。如果我们事先想到票房这样的话，我们会把票价降低。但我们不会赠票，赠票破坏演出市场。
摇滚乐面对的不光是体制上、文化上、传统上的不良环境，还包括商业上的，因为长期以来，他们已经把演出市场搞得稀烂，但还要我们摇滚乐来调整纠正这样的演出市场，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为什么没人去要求演出市场而来要求我们？这一切都是我们要面对的，但面对难道就意味着这些都要我们来呼吁吗？难道摇滚乐要成为立法专业户？版权保护、隐私保护、真唱运动，还有演出市场，都要摇滚乐来做吗？那些搞演出的人呢，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只为腰包操心，为自己的利益捍卫，不会理性地宏观地为中国的演出市场考虑。
市场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剪刀差
《音乐周刊》：当我们在呼唤“成熟的商业运作”的时候，是不是有更大的、制约着我们的东西？
崔健：为什么中国没有创造力？中国的艺术家的创造力带来的利益是不是和国家利益同向？但是，如果你是纳税大户，那么他们就会肤浅地认为你和国家利益是同向的，如果你是自由思考者，你还会有麻烦，还说什么版税？这样就会逐渐造成创造力萎缩，因为他们创造力得不到市场回报，你还怎么鼓励创作？当年轻人在看电视作秀节目的时候，你怎么要求他们的想象力呢？进而，你怎么要求这是个有想象力的民族呢？
这些可能都需要我们通过一个演出、一篇乐评来反映，这些是我们的资源，通过一个灾难，能发现很多需要我们思考的。
《音乐周刊》：还有吗？
崔健：比如，政府不是个服务部门，而是个管制部门。娱乐产业或艺术产业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以主办方为中心的商业机制。而且不光不是服务部门，还是我花钱请你来管制我。主办方花了钱是来请政府为他服务，但现在等于双重限制，你要没拿出这部分钱，那你演出都不能得到允许。政府部门说搞摇滚演出比较危险，所以需要更多的警力，于是他们派遣了400个警力，每个警力是一千多块钱，主办方来支付。这些都是我们以前没发现的问题。
但台湾的演出商不会管这些的，他们策划演出，核算成本，赞助商来分担一大部分。而广告商来赞助，就看人气。于是演出商会说：我才不要你们买票呢，买票没人气。这就搞坏了市场。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可以看房地产，如果人们买不起房子，那就有问题。演出也是一样，创造力和人气不成正比，肯定是有问题的，没有艺术标准，只有人气标准。有人从中渔利，那就需要治理。这需要社会活动家来呼吁。
有人在炒作摇滚乐，但炒作的既得利益者也不是我们。正常来说，热爱现场的人才应该是既得利益者，但现在不是。
《音乐周刊》：这次活动让很多人怀疑，如果再来20年，又能怎么样？
崔健：但是不能放弃，这算什么啊。这比过去演出的时候掐灭电源，公安局来调虎离山，带我们去派出所已经好多了。
《音乐周刊》：作为很多活动的发起人，你有失败感吗？
崔健：没有。有意思的是，如果做摇滚乐这点能力都没有，一吓唬就完了，那怎么行，吓吓你不是灾难，不要让这些成为灾难。或许每个问题都是灾难，但你克服得越多，你资历也越多。不过也必须重视人气，科学地重视。
但比如假唱，我们不能去嫉妒这个，市场价值和艺术价值是不能比较的。我们一场演出可能比他们付出好几倍的心血，但我们一个团队拿的钱也没他们一个人多，这个我们不能去妒忌。
《音乐周刊》：今年又大举梳理20年历史，有人觉得沮丧，这20年，建构性的、有价值的人物或作品，为数并不多？
崔健：是的。我们缺乏好的懂商业的制作人，就像缺乏驾驶教练，他要懂路，懂驾驶技术，懂交通的控制，我们最缺乏的就是很好的制作人。比如当时的披头士，他们的制作人就非常优秀，也非常努力。而我们的制作人，面对的制作环境，艺术上商业上，这些环节又都非常复杂。举个例子，优秀的摇滚乐唱片需要大量的智力上的投入，但港台流行音乐的制作，只是需要时间，不需要太多智力。但如果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做，去修改我们的音乐，那么他们就会说，我们脱离了市场。你越是艺术家，越要求你花时间，但是花完时间了，你又不能要求市场，因为我们的音乐教育太差了。
《音乐周刊》：很多问题盘根错节？
崔健：对，但你要从头说起，一旦你不从头说起，那他们就按照他们的方式来替你说。
不能憋死在金色的马桶上
《音乐周刊》：你有“英雄”情结吗？
崔健：这都是人气，都是事后的。我个人没有。我做音乐就是活人不能被尿憋死，只是审美观，很简单的一个情结。人们可能想听你说什么，你靠人气，你借机说假话，那是另一回事。我就说我想说的，你要说英雄情结就英雄情结吧。但这样的情结，我觉得人人都应该有。有句话叫“灵魂被憋死在金色的马桶上”。人坐在马桶上，拉不出来，因为是马桶金色的，那怎么行。假唱就是个金色马桶。
我觉得这应该叫做社会情结。
《音乐周刊》：你想成为活动家吗？或公共知识分子？
崔健：别人做坏不如自己做坏。有的人不是不想做好，而是没能力做好，后来他做坏了。做坏了都是经验的积累，人人都可以是参与者
他爱是什么就是什么，公共知识分子，这都是人气。我觉得我就像渴了喝水、生气发脾气一样，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别人怎么追加我，我不在乎。
《音乐周刊》：为什么想拍电影呢？是艺术上的野心？
崔健：没有，因为我喜欢看电影，艺术是相通的，我想看的电影可能别人拍不出来。
《音乐周刊》：你的关注度很高，时刻处在这种期待下，你有什么感觉？
崔健：那都是新闻的期待，而不是看我演出。我高兴的是，我发现一些人对现在的音乐环境不满，这些人对我们期待更大。另一些关注我们的人，没什么期待，他们会说，你怎么还在唱那些歌呢？他们觉得我们现在生活得挺好的，干嘛还出来唱歌。
《音乐周刊》：媒体制造更容易消费的文化符号，你可能就是其中一个。那么你有骑虎难下的感觉吗？
崔健：我觉得媒体没有制造，只是无聊，等事。这20年来，媒体是发展得最快的一个行业，因为它是软性的，不是工业什么的，那是硬性的。而且也比文化/艺术发展得快。那时候一个人上了媒体，全国人民都知道，那时候人们也不知道新闻发布会是怎么回事，现在好了，资讯丰富。我觉得关心摇滚的具体体现就是媒体，而不是唱片销售，你看，北京做演出的酒吧就这么几个，别的城市更别提了。都在媒体上呢！
《音乐周刊》：毕竟大众视野里的是明星，而不是艺术家，两者是有矛盾的？
崔健：我承认我是第三种声音的代表。我觉得所有人就应该是艺术家。艺人是为商人服务的，我宁愿叫自己艺术家。一般来说，如果我是创作者，那么我就是我们共同利益的制造者，是个工具，但我不希望被人策划，那样艺术家就变成艺人了。
艺术家的概念是创作，我希望每个艺术家都是老板，而所有人都来给艺术家打工。而不是说，我是你旗下的。很多人不愿意买票，因为看到的是艺人，但是一次好的演出，让人终身受益。以前我们会从每月的30块生活费里拿出10块钱买票看演出，那样的演出真的让我们终身受益，震撼持续很长时间。
《音乐周刊》：你的想法都是很公众的，有没觉得你是个本质上的公众人物？
崔健：实际上我公众意识很差。你说的是做事风格，而不是做人风格。
当发现没人做某事的时候，就只好自己来做。我想我如果有钱了就弄一基金会，我就养一帮律师，我就为了版权一个官司一个官司地打，这样慢慢地，没准就好了。我就想做这种慈善事业。
现在，我版权的95%都在遗失。我要鼓励自由思想者，一个国家，它要认识到自由思想者的价值，是与国家价值成正比的时候，它就知道，越多的思想者，这个国家才越有希望。这不是加法，而是乘法的概念。这需要有人去统计，一个艺术家，如果他的版权得到了保护，那么他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益处，将有多少个环节会获益！但现在只是税务局在统计，他统计的是只是物质财富，“这个城市的纳税第一大户是xx生产商”。那么精神财富谁来统计。我们需要一个看得到整体画面的人来统计，而我们这种站在局部高度来谈论这些的人，会招来很多非议。人们说，靠！昨天还看到你有小老婆呢，还偷税漏税呢。他这样来镇压你。
比如盗版商，你带着人去某地找他，但是他可能早已疏通了地方上的各种关系，你会说没办法，艺术家的权益就这样损失了。可是，没准艺术家最不在乎的就是这些了，真正损失的，是这个国家。
《音乐周刊》：20多年过去，你觉得自己的艺术生命力如何？
崔健：我不求量，我求质。我不愿意复制自己。
每次我们都花大量时间排练，排练的意义就是推翻过去，发现新的东西。但可能人们说我懒，没拿出新东西。但我也完全可以一招鲜，吃遍天，中国演出市场非常大，城市多，可能我5年去一次，这辈子我都赚不过来。但我觉得，通过演出来糊口，维持基本生计，非常容易。但你要做真正满足你自己的事，你就看你周围的亲朋好友，看他们是否满意。这种精神，我从西方的偶像中看到，我们想要的就是他们那样的，而不是要多少歌迷。
《音乐周刊》：毫无疑问你是一个追求艺术无限可能的人，但创造并不容易——当疆域越来越开阔，要再开拓新的疆域也更难。
崔健：你说得对！但你越较这个劲，可能就越失望，越找不到方向。 我只能说，有生之年，我们都只能让自己阶段性地满意，你要是老是不满意自己，老是否认自己，也许就变得非常功利，因为你看着太多的人。否定是需要的，但不要太多。
太多要做的，你不做，可能也是对资源的浪费。但你要是滥出手，也不行。有个摄影师给了我启示，：他死前把所有的底片都烧掉了，这对喜欢他的人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不光摄影，音乐也是。我做了很多的音乐，但我不想拿出来，那永远没人知道。我不认为它是有价值的，那别人怎么能判断它的价值呢？老想自己拿的东西都是自己满意的。这是个选择的问题。
《音乐周刊》：记得在一次演出中你穿着一套“教主”一样带铠甲的什么衣服。是什么意思呢？
崔健；那套衣服送给米克·贾格尔了。没什么意思！我买的！我喜欢！
《音乐周刊》：这个年龄你有困惑吗？有没觉得艺术给生活带来了伤害？
崔健；往前走的人总是有困惑的，不走的人或许没有吧！我的困惑和所有人一样，我觉得都很自然。艺术不但不会带来伤害，反倒带来很多好东西。对世界来说，没有艺术会比没有汽车带来更大的伤害。有个说法说的是创造天堂的路和创造地狱的路……世界末日到了，上帝选择10个人上船，创造地狱的路上有教育家有工程师，但没有艺术家。只有在创造天堂的路上，才需要艺术家。没有想象力的世界是可怕的。
| 
相关新闻
| 论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