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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态民歌的保护与传承问题，同样讲究一个“天时、地利、人和”，而今看来，“人和”恰是其中的最大问题。
2005年10月23至25日，“第三届南北民歌擂台赛”在北京宋庄举行，23个省区推荐了近200个节目参赛，最终选出40多组节目参加了最后决赛，借此机会，深藏于各地民间的歌手们齐聚一堂，而关于原生态民歌谁在唱，如何唱的问题，也再次成为话题。
天时篇：这仍未是一个唱民歌的时代
原生态这个词何时产生也许无从考证，但第一次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与震撼的，应该是杨丽萍的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象》的演出。那时杨丽萍潜心多年，走遍云南的乡间地头深山老林，集结了一批当地土得掉渣的民间艺人而精心构织的一台绝对原汁原貌的歌舞演出。演出大获成功，作品中那种“原生态的原始感动”让很多人为之一振。2004年8月初，老艺术家王昆与中国音乐学院院长金铁林之间关于学院派科学式民族唱法与原生态民歌唱法的讨论再次使得原生态这个词引起诸多关注，而将原生态力量推出一个高潮的，则是2004年8月29、30日在北展剧场的那两个晚上，两场“天籁之音”原生态民歌公益演出吸引了京城数千名观众，很多人在现场听得热泪纵流，连呼感动。第二天各大报章也都集中报道了这次演出，于是有人开始欣喜：原生态民歌终于有了枯木逢春的迹象了，至少可以说，它终于开始赢得了一部分人的重视了。
然而又怎样呢？新鲜劲儿一过，这个东西也就不值钱了。关于原生态的讨论，也不过是在去年的八、九月间热乎了一阵，秋天一来，就立刻随着季节转凉了。去年的11月5、6、7三天，由老艺术家郭兰英和众多民歌爱好者共同策划举办的“原声黄河――十大乡土歌王歌后演唱会”在北京海淀剧院举行，票价并不高昂，但已经是应者寥寥了。而12月29日开始在北京北兵马司剧场举行的“天籁之音”原生态民歌演唱会就愈发显得冷清了。回顾8月底那两场演出的相对火爆，我们忽然注意到，那两场演出是公益性质，采取的是零票价制度，饶是如此，上座率也不过是在七成左右。
反倒是另一种“原生态”借机繁荣了一下，自杨丽萍的成功之后，许多演出都开始一窝蜂地打着“原生态”的旗号招摇过市，演得不过还是那些刻意加工的修饰化的民族风情，“原生态”不过是他们提高票价的一个砝码。此举也引起了业界的诸多反感，乐评人金兆钧和音乐人三宝都指出，这些泛滥的所谓原生态，是对观众的一种误导，误导的结果只能是坏了观众对“原生态”的胃口。
对原生态民歌的不感冒，也在更多的地方体现了出来。本次活动的策划者，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的李松主任就坦言：“本次比赛报名的有270人，最后进入决赛的43人，然而这些人更多是来自于边远的少数民族，而更广范围的华北、东北、东部地区，几乎没人报名。”以民族音乐为教学重点的中国音乐学院这次也在学校公开征集选手参加这次比赛，但最后报名的人不超过十人，最终选择了四名选手参赛，尽管我们做了很多努力，原生态民歌在这个时代，仍然是乏人喝彩。
地利篇：哪里是唱民歌的地方
10月26日晚上，汇报演出束后，记者随演员一起乘坐大巴返回他们在通州的住地进行采访。车子一开动，便有选手开始了歌唱，然后一人唱众人和，歌声响成一片。可以明显感受到的是，脱下了台上的演出服装，他们的歌声也有了松绑的感觉，更加自由而奔放，充满生气。
“在北京唱歌我不能完全地发挥出来，”来自云南香格里拉县的歌手拉茸西罗说，“我们云南的天那么开阔那么蓝，不像在北京，烟尘蒙蒙的，老是感觉像有东西在挡着似的，这声音就是放不开。”另外几位歌手也同时表示出，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唱歌好紧张。
这样的不自在并非只来自歌手一方。去年在北展剧场的那两场演出时就有不少观众反应，看着羊倌歌王石占明站在舞台上挥着鞭子唱歌，鞭子落在空空的舞台地板上，干巴干巴地，怎么看怎么觉得别扭，甚至有观众认为是演出设计的桥段，但表演者又完全不懂如何配合表演。这恰是原生态民歌遭遇的另一种尴尬。
拉茸西罗说，本来唱歌对他们就像是穿衣吃饭一样，可以不假思索，那就是他们的生活内容。但当他们站上了舞台，唱歌就成了一个节目，他们要考虑唱什么怎么唱，穿什么唱，要做什么动作，还要跟音响灯光舞台配合，这就好比突然让你在台上表演你怎么吃饭，你就会筷子不是筷子碗不是碗了，“很不自在。”
他们的不自在也让演出的效果打了折扣，但他们也不愿意人家听到就是这样的东西，几乎每一个被访的歌手都表示：他们更愿意在他们自己生活的地方唱他们的歌曲，哈萨克族小伙子叶尔泰说：“我觉得原生态的东西之所以叫原生态，就是要在它本来唱歌的环境里唱，比如说我在我们家乡那边，平时就喜欢弹着冬不拉唱歌，想到什么就唱什么，特别自在；我们的歌舞团也经常在当地演出，很受欢迎，因为大家都听得懂也爱听，到北京来唱，谁也听不懂你在唱什么，看得出来大家听到我们的歌也没什么反应，我们在台上唱得也不自在。”
一部分观众也是应和了歌手们的意见，认为一是听不懂他们唱的是什么，无法交流沟通，二是觉得他们跟这个舞台无法相配合，感觉怪怪的，这部分观众表示，原生态民歌固然好听，但他们更情愿在这帮歌手生活的地方听到这些歌曲，“原生态民歌的价值就在于它的鲜活性与纯天然性，是跟它生存的土壤浑然一体的，相互脱离必然会水土不服。”这位听众的回答颇具有代表性。
同时记者也了解到，尽管原生态民歌擂台赛已经举办了三届，在专业的表演领域中，它仍然很难抢占到一席之地。拉茸西罗曾经参加过央视的青年歌手大奖赛，尽管他觉得自己唱得不错，但最后的结果仍是差强人意，小伙子有点委屈的说：“在这种比赛里，我们当然要吃亏了，因为人家评委都是从专业唱歌的角度上来给你打分的，咱们唱得再好，人家会认为你的方法不对！”而去年的王(昆)金(铁霖)之争更是集中的体现了原生态民歌在当前歌坛的地位。
如今总算让一部分人开始知道了原生态民歌的存在，也有了希望保护并传承它的意识，但原生态民歌究竟应该以何种形式存在下去并传播开来？单纯靠这样的擂台赛效果似乎也有点杯水车薪，倒是杨丽蕾的说法更实在一些：“应该是让各个地方的文化馆设专人来收集和挖掘这些民歌以及唱民歌的人，并在当地多组织他们的演唱活动，让他们在地方上得以一直活跃下去。”
人和篇：还有谁来唱民歌
谁在唱
在最近几次的原生态民歌的演出中，总会看到一些全家齐上阵的感人场面，比如70岁的爷爷王纯成、35岁的父亲王爱民和8岁的孙子王浩宇，他们的出现就很让人振奋，总能为有点冷清的汇报演出掀起了一个小的高潮。今年同时参加演出陈家珍一家五口，老奶奶带上小孙子孙女一同演唱，看到这些，有人开始欣喜：谁说原生态民歌无法传承？这里不是有这么多的新生力量吗？
诚然，李松主任也表示了，今年的这次比赛，是刻意在要多在年轻人中挖掘发现人才，毕竟文化的传承更多是需要他们而非那些民间的老艺人们来完成的。这次比赛中也来了许许多多的年青歌手。
但事情的真相并不容乐观。21岁的王郢鑫是贵州省威宁县的一名教师，她说起当年在师范学校学习唱歌时，“同学们可恨我了，她们都觉得我是个怪物，怎么喜欢那样唱歌？”拉茸西罗和叶尔泰也有着同样的经历，身边的伙伴们都觉得他们不可理解，因为大家爱听的都是流行歌曲，原生态民歌，没人愿听，更没人爱唱。
那么他们自己又为什么那么爱唱呢？采访中记者发现一个现象：这些喜欢唱原生态民歌的孩子们，他们基本上都有很会唱歌的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小时候就听他们唱，好像什么都不用，自己一下子就会唱了，也就喜欢唱了”，王郢鑫这样描述自己学歌的过程，似乎遗传性是这些会唱歌的孩子们解释自己唱民歌的共同理由，而那些不爱唱民歌的同伴们，“他们的父母确实也不怎么会唱歌，”拉茸西罗这样说到。
在本地已然如此，在社会上就更不难想象了。从杨丽蕾介绍的她们中国音乐学院报名参加此次擂台赛的情况就可看出，偌大一个学院，仅有不到10人对这个比赛表示了兴趣，而刚刚推出自己第二张个人创作民歌专辑的姚林辉就明确表示，她会在自己的创作中加入一些她本民族的元素，但如果让她专门出一张彝族原生态民歌的专辑，哪怕是做成发烧唱片那种，“想都没想过，应该不会的，你想，这样的民歌谁也听不懂，唱歌是为了交流的，让人听不懂就没有意义了。”
怎样唱
原生态民歌难以走入主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它难以学唱，难以传播。内蒙的呼麦唱法让人叹为观止，但就是在内蒙，懂得这种唱法的人也屈指可数。采访中问到很多歌手，你们这种唱法是怎样学会的？大多数人都莫明所以，说是自然就会了，天生的。拉茸西罗也有很漂亮的假音，自如的真假声转换，但他自己也不明白怎么就会了。原生态民歌之所以原生，它的原始天生、没有规则可依没有规律可循就成了成就它同时也是制约它的因素：让它很特别，但也特别成了这少部人的专利，因而就显得脱群。
其实原生态民歌唱法的形成，更多是劳动者在生活劳作中自然引发积累而成的，它存在于它的劳作环境中，这就不像科学的民族唱法，关于运气发声控制声音走向，都有一套科学的标准，任何人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学成个大概。而另一方面，由于原生态民歌更多是生活内容的一部分，它的接受对象存在于相对小的一个生活范围内，杨丽蕾就谈到：“原生态民歌演唱都用的是大白嗓，它的音量传播能力会有限制，而学院派的唱法声音是筒状的，在这种唱法下传出来的音量会更大，更适合于表演。”
杨丽蕾和姚林辉都指出，原生态民歌用本嗓唱歌，如果一直唱下去，很容易造成声音的疲劳，等到年龄及身体的状况不行了的时候，就很容易唱不动了，在演唱效果上也会大打折扣，这也是影响到原生态民歌延续和传播一个重要因素。
这些个问题，唱原生态民歌的这些年轻人也并不是不知道，但有意思的是，几个受访对象都表示，即便如此，他们也不愿意去学院学习那些科学的演唱方法。拉茸西罗说：“我也希望能学到一点如何控制声音、气息的方法，但唱歌，我还是会坚持我自己的唱法，他们(指学院派歌手)唱的，那就不叫民歌了。”王郢鑫眼下也被贵州某大学艺术系看上，希望招收她入校学习，王郢鑫很看重这个上学的机会，但如果说让她以后就改成学院派的那种唱法，“那我可不干！”
还是杨丽蕾的说法比较实在：“我觉得，这两种唱法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完全可以共存，我现在学习科学的演唱方法，但我也决不丢掉我原来的原生态唱法，只是我们应该将二者分门别类的对待，比如说专门的科学唱法的比赛，也有这样只许用原生态唱法的比赛，各唱各的，别混在一起就行了。但重要的是，一定要这两种唱法都有它可存在的平台。”
唱什么
采访中拉茸西罗谈到一个问题也颇值得关注。他说，原生态民歌之所以难以传承，作品也是一个原因，因为那些歌曲原来基本上都是一代人一代人口口相传的，如果到这一代人这儿出了问题，这首歌这种唱法也就断在这儿了。所以很多民歌就是这样失传的。现在他们已经开始懂得用现代的录音方法将现在还能听到的民歌录下来，一部分宝贵的资料才得以保存下来并可能传载下去。
现在他们唱的民歌，基本上都还是老辈上传下来的那些歌，基本上没有什么新歌。而这些民歌都是在生活中有感而发创作出来的，脱离了这些生活的背景，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新的作品，而另一方面同，歌手们也坦承，他们的文化水平也有限，也没有这个要创作的意识。
而一种艺术形式的传播，必然是要以作品为载体的。本身就是创作歌手的姚林辉给我们举的几个例子倒是很有启发性：“任何艺术作品得以存在，都在于它是与人们的生活有着很强的贴近性，现在人们不爱听原生态民歌，就是觉得与现在的生活很远。但倘若我们能在这些作品中加入一些现代的元素，让它也能与我们的生活发生联系，它自然就能传唱下来。比如《东方红》，原来就是一首陕北的民歌，唱的是‘骑白马，过大山’，后来经过改编，就与当时人们的生活联系得很紧，自然就久唱不衰了。同样，刘欢 的《好汉歌》也是改编自山东的原生态民歌，但加入了流行的音乐元素，现在谁不会唱啊？”
李松主任也讲过，最初我们对于原生态民歌的态度，是发现并且保护，而现阶段，更重要的是继承和传播，如今，我们已经一步步地把这些宝贵的东西找出来了，但我们要做的，绝不仅是只找出它放在人们面前，如何让更多的人愿意接受它并有意识地传播它，这还需要各方花更多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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